《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 由马修·德斯蒙德撰写，探讨了使穷人在美国保持贫困的结构性因素。德斯蒙德分析了一系列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科技和数字化的影响、消费者的剥削以及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等，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贫困大厦”。
在阅读过程中，我偶尔觉得他的观点有些理想化，但我也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可能正是体现在它的理想主义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往往会在付诸实际行动之前失去想象力。我也无意引起阶级对立的仇恨（互联网上的仇恨还不够多吗）？只是，或许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时都带上一点同理心——这可能会对某个人产生影响。
0.0 引言
大树的根系绵延曲折，追溯每一条伸展蜿蜒的根都是有价值的。人们对贫困问题存在的原因有很多种解释，比如有人说它与移民或家庭有关，每一种解释都值得我们去评估。但我也意识到，这样往往会把我带回最中心的主根，带回所有庞杂根系的源头，那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 贫困是一种伤害，一种剥夺。数千万美国人陷于贫困并非历史或个人的失误，贫困持续存在是因为有些人听之任之，并且乐见其成。
1.0 从剥削中获益的科技、消费者等
零工经济的兴起并不是在打破常规，而是在延续常规，是公司找到了新的方式来弱化自己应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比如，网约车uber、外卖平台DoorDash和即时劳务公司TaskRabbit等迫使其员工(抱歉，应该说是它们的“独立承包商”)在工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必须自己有车，自己出钱加油，自己买保险。 同时，他们将这些员工置于更严格的监督之下。英国和荷兰等国已经将uber司机算作全职员工，让他们有权享受最低工资和带薪假期等基本保障; 匈牙利和泰国等国干脆完全禁止优步运营。但是在美国，优步司机和其他零工工作者通常没有病假、加班费、带薪假或工伤赔偿。他们往往不受最低工资法或《国家劳资关系法》(这些法律对就业条件做出了规定)的保护，也无法获得失业保险。自21世纪之初，这类工作以及其他非正式的工作安排(如临时工)在美国出现激增态势。
消费者也从劳动者受到的剥削中获益。我们现在随便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能以便宜的价格打车、买东西、点中餐外卖以及找修理工。在这个新兴的仆人经济 中，我们俨然成了主人; 在这个经济体系里，那些被匿名化的、薪酬很低的劳动者听命于富裕阶层。人们已经用“优步”一词指代打车; 亚马逊在美国人最信任的机构排名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军队。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不管我想要什么，基本上24小时内都能送到我家门口——这么多年来，我仍然为此感到惊奇，也许超能力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消费，但经济正义似乎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知道自己购买的蔬菜是不是本地种的，是不是有机的，但我们不会去问采摘它们的农场工人挣多少钱; 买机票的时候，购票页面上会告诉我们航班的碳排放量，但不会告诉我们空乘人员是否加入了工会。我们支持那些把反种族歧视做进营销活动的企业，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活动转移了人们对这些公司糟糕的劳工待遇的关注，就仿佛克扣员工的工资和种族主义无关一样。(经济学家瓦莱丽·威尔逊和小威廉·达里蒂的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距变得更大了。如今，黑人劳动者的平均薪酬仅为白人劳动者的74%)。 我们关注咖啡和鞋子的品牌，以此表达政治立场，但我们通常并不知道这对劳动者来说有没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听说家得宝家居建材公司给那些拒绝认证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共和党议员提供大笔捐款后，我们一家人就不在家得宝买东西了; 但它的对家Ace Hardware五金公司给员工的待遇好不好呢？我们并不知道。
我也希望，作为一个国家，美国能够以更好的、创造性的、持续的方式为贫困家庭提供帮助，在这些家庭和那些能够帮助他们摆脱饥饿、减轻困难的项目之间建立连接，就像大公司会用同样周到的、创造性的、持续的方式劝我们为它们的薯片和汽车轮胎掏腰包一样。
当我们为了享受更多的财富和廉价商品而不愿给劳动者提供足够维生的工资时，我们从他们那里夺走了什么呢?是幸福、健康，是生命本身。这是我们想要的资本主义吗?这是我们应得的资本主义吗?
2.0 萎缩的公共空间
我们开着配有苹果CarPlay车载设备的SUV驶过公路边无家可归者的营地; 我们在堵车中浪费大量时间，因为我们不愿去投资修建高铁这样的公共交通; 我们从曼哈顿的公寓里走出来，向门卫点头致意，走过堆满垃圾的街道，坐进一节破烂的地铁车厢，去和朋友吃寿司; 我们对公园退避三舍，眼看着一些公园变得危险不安，却乐于花钱去购买私人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的会员; 我们修缮自己房子的地下室，翻新厨房，却任由公共住房变得破败不堪。当遇到法律纠纷时，我们就从精英律师事务所雇一整个律师团队，却不给为贫困人口提供服务的法律机构贡献资金。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很正常: 那些最需要律师奋力为他们辩护的人，只能被分配给公设辩护人，这些律师忙得焦头烂额，有时候都记不住当事人的名字。密歇根州的议员们为了迎合富裕的选民而拒绝提高税收，导致密歇根州为了保持收支平衡没有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和安全检查，这直接引发了弗林特饮水危机，让大约12000名儿童面临铅中毒的风险，其中大多数是贫困的黑人儿童。
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国家为低收入家庭建造更多的公共住房，但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社区里修建公共住房(或者任何类型的多户住宅)。 比起共和党，民主党在口头上更愿意支持公共住房，但在业主群体当中，民主党并不比共和党更愿意在自家社区兴建这些住房项目。以一栋120户的公寓楼为例，一项研究发现，比起自由派的业主而言，保守派的租户实际上更愿意在自己的社区建设这样的公寓。 这么看来，我们的社会分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也许，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我们都会赞成种族隔离。
如果你设计了一套公立教育体系，主要为精英家庭的孩子服务，其家长有足够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来投资孩子的教育，能够支付额外的钱雇家教和大学申请顾问，可以花钱让孩子去其他州做实地考察，也有钱做心理咨询——那么你就能创造一个优异的教育环境，把孩子送进大学。有些学校旨在将不同经济背景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希望挑战既有的教育模式，挑战这台维持社会地位的机器。这些学校要求富裕的学生和贫穷的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后者因为家境贫困可能经历过创伤，可能母语并不是英语，可能因为居住的社区不安全而暑假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一项研究表明，就语言能力而言，在严重贫困的社区长大的孩子，相当于比其他学生少上了一年的学。另一项研究发现，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成就差距在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形成，并且已经固化。
二战后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把这些情况称为“结构性不道德”，后来政治学家杰米拉·米切纳将其称为“社会层面”的剥削。 人与人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享这个国家和经济体，其中富人得到的优势往往是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换来的。但这种安排并不是不可避免、无法改变的，而是人为制造的，也可以由人来解决。 我们可以塑造一个新的社会，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着手。我们选择在哪里工作和生活、买什么样的东西、投票给谁，以及我们作为公民把精力放在什么事情上，都会对贫困家庭产生影响。因此，要成为一个贫困废除主义者，就意味着要对我们自己的生活进行审视，审视自己是怎么和贫困问题产生联系的，以及要用什么办法去解决它，通过这种审视将贫困问题和自身联系起来。
此外，我们也必须承认: 隔离会毒害我们的心灵。当有钱人基本上只和有钱人一起生活、工作、娱乐和进行宗教活动时，他们就会变得更为与世隔绝，把穷人完全抛诸脑后。 隔离会暴露出我们最坏的一面，助长我们的偏见，加剧道德的沦丧。 在融合社区中，我们互相接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盲点，而不是活在自己的孤岛上，因此那些穷人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能触及更富裕的人。正如尼采所说: “一个人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去体会重大的问题。” 在我看来，贫困就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融合意味着我们人人都参与其中。它不仅能够打破贫困，而且在精神层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培育出人们的同理心和团结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反对隔离对于消除贫困是至关重要的。
而如今的美国精英却更愿意一边抱怨自己的忙碌，一边一刻不停地工作。 我们这么多的人拥有如此之多的财富，却仍然感到匮乏和焦虑。想想看，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吗?
3.0 贫穷对人的影响
贫困消耗着你的生命，但很少有人把贫困作为一种身份去接纳。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都比告诉别人你一穷二白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当政治家提出脱贫立法时，他们说这是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当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动员人们争取更高工资和住房公平时，他们说自己是在代表“工薪阶层”、“中产家庭”、“租户”或者“大多数人”而战斗;当穷人走上街头抗议，通常也不会打出贫困的旗帜。话说回来，并没有哪个旗帜是代表穷人权利的。
贫困往往意味着物质匮乏、慢性疼痛、监禁、抑郁、药物成瘾等各种问题叠加交织，不一而足。贫困不是简单画一条线，它是各种社会弊病的紧密联结，与所有我们关心的社会问题都密不可分，比如犯罪、健康、教育和住房。贫困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意味着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家庭过着没有安全、没有保障、没有尊严的生活。
通常，你只有干得不错才能买得起房(或者是你父母干得不错)，结婚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于已经稳定下来的人来说，结婚会巩固这种稳定。
4.0 政策
美国不仅把穷人藏在立交桥下和远离中央商业区的移动房屋营区里，还把他们藏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使其销声匿迹: 在大多数全国调查中，在押人员都不纳入统计之列，这导致美国体现在统计数据上的进步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关于贫困的统计指标不光排除了监狱和看守所在押人员，也排除了住在精神病院、中途之家和流浪者收容所里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有千百万穷人并没有被官方纳入统计范畴。
政府在减贫方面的开支增加了一倍多，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福利体系像一个漏水的桶: 拿一美元去做减贫项目，并不代表这一美元最终会给到需要帮助的家庭手里。
政府援助其实是一场零和游戏。最大额度的政府补贴并非旨在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而是用来确保富裕家庭能继续保持富裕，这样一来，留给穷人的资源就更少了。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社会契约，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大大方方地说出来“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国家”，而不应该看着穷人说“我们真的很想帮你，但是我们负担不起”，因为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
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减轻贫困，而是补贴富裕阶层。如果美国对逃税的企业和家庭进行严厉打击，并将收回来的税款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美国立刻就能在不增加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终结贫困。 但是，我们却让富人蒙混过关，并且给已经很富裕的人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创造了一个严重偏向上层阶级的福利体系。而我们的民选官员竟然还厚着脸皮(可以说是厚颜无耻)地编造谎言，说穷人依赖政府援助，并以减贫提案成本太高为由将其否决。有些提案能让儿童贫困率减半，或者让所有美国人都能看得起医生，而我们的民选官员看着这些提案的预算，咂着嘴问: “但钱从哪来呢?” 钱从哪来?这个问题真是太可恶、太自私、太不诚实了，明明答案就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让国税局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钱就有了; 只要让我们中间的有钱人从政府那里少拿走一点，钱就有了; 只要我们把福利制度设计成旨在创造机会而不是保护财富，钱就有了。
稀缺性让各个议题之间互相冲突，让邻里产生矛盾。自从美国建国以来，这个国家的阶级政治就是白人劳工和黑人劳工、本地人和新移民之间的故事。跨种族、大规模的劳工运动本来可以带来深远的经济改革(包括建立一个劳工党)， 就像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那样，但种族主义导致这样的运动没能成为现实。种族主义使社区和学校无法实现融合，把贫困(尤其是城市黑人居民的贫困)局限在贫民窟里，加剧了贫困带来的痛苦。人为创造的稀缺性让种族主义变得更强，并被合理化，因此历史社会学家奥利弗·克伦威尔·考克斯曾经推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可能永远不会经历种族偏见”。
我们姑且称这场游戏为“稀缺性转移”，具体策略如下:第一，允许精英阶层囤积资金和土地这样的资源。第二，假装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或者干脆完全避而不谈。第三，试图用剩余的稀缺资源来解决资源囤积引起的社会问题。比如，我们没有让富人交他们该交的税，而是设计一套福利体系，用富人偷税漏税后剩下的那些微薄的税金支撑预算。第四，遭遇失败。降低贫困率失败，建平价住房失败。第五，声称我们只能做到这个份上。 每当评论时事都用这个万金油开头: “在这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 怪政府的项目不好，怪资本主义，怪另一个政党，怪移民，怪所有人，就是不怪那些最应该负责的人。这样的虚伪，即便用“煤气灯效应” 来形容也不为过。
5.0 乌托邦 会有吗
“我们需要问的不是它是否现实、实用或可行，而是它能否被构 想出来，” 布吕格曼写道，“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的意识和想象力是否已经被(现有规则)束缚和损伤，丧失了去构想其他解决办法的勇气和能力。”
我们不仅需要更深入地投资反贫困措施，还需要采取不同类型的措施，需要不与贫困为伍的政策，需要那些能撼动贫困根源的政策。我们需要确保针对穷人的援助能留在他们的口袋里，而不被别人夺走——不被依赖政府福利补贴其低工资的公司、在租户工资上涨时提高租金的房东，或是收取高额罚款和费用的银行与发薪日贷款机构掠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市场底层存在的种种剥削，就可能白白增加了政府支出，还白白浪费了50年时间却没能解决贫困问题。我们必须让穷 人拥有权力。
詹姆斯·鲍德温写道:“经历任何真正的变化，都意味着对世界固有认知的瓦解，意味着失去一切给我们带来身份认同的东西，意味着丧失安全感。这种时候，人们看不清，也不敢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熟知或者自以为熟知的东西，抓住自己拥有或幻想要拥有的事物。” 想给隔离画上句号，富裕家庭必须放弃一些东西，但人们会获得更有价值的回报。我们必须停止囤积机会和保障，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必再参与排斥他人和制造贫困的无良生意，不必感到羞愧。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放弃高墙内那种舒适而熟悉的生活，放弃以前曾告诉自己的有关墙内生活和自己在里面所扮演角色的叙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再承受上流社会的孤独和空虚的物质主义。用鲍德温的话说，我们可以让自己追求“更高尚的梦想和更广阔的特权”。
一个没有贫困问题的美国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没有色彩和差异的国度。看看别的国家我们就知道，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程度远低于我们。 在一个没有贫困问题的美国，我们仍会拥有迪士尼， 市场和私有财产权也会存在，爱马仕手提包、特斯拉电动车、李维斯牛仔裤和耐克鞋也不会消失。你仍然可以发财。结束贫困并不会导致社会崩溃，也不会消除收入不平等。如今美国的收入差距这么大，我们即使在争取平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能够完全消除贫困，也无法做到让最顶层和最底层之间的巨大差距消失不见。保守派总说他们支持的不是结果平等(即每个人都得到相同的东西)，而是机会平等(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付出真正的努力使机会平等成为现实。
有一天，乌托邦可能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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